2017年8月，北京朝陽法院針對171名被執行人，向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發送協助執行通知書，通過該公司開發運營的“360手機衛士”APP，協助法院以電話號碼標注的方式對上述被執行人進行公布。這在全國法院尚屬首次。

2017年7月，深圳正式實施《深圳市積分入戶辦法(試行)》，放開落戶的學歷限制，以居住、就業和誠實守信為指標進行積分。不少人感嘆，落戶深圳不看學歷看誠信，誠信正在“變現”。

　　一個是老賴被標記，一個是誠信被獎勵，兩則相反的新聞，卻在表明同一個趨勢：中國的誠信模式正在從1.0向2.0快速轉型。誠信1.0模式，主要依靠傳統的道德號召和輿論譴責；誠信2.0模式則加入了法律制度與科技力量。

　　回顧2017年，人們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國正在加快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以誠信為榮、以失信為恥的“誠信中國”正在走向現實，另一方面新的業態、新的技術也帶來了隱私泄露、數據安全等新的問題。

傳統模式正在失靈

2017年12月7日，內蒙古工業大學一副教授論文抄襲被取消研究生招生資格；12月9日，寧夏醫科大學一碩士論文涉嫌抄襲同校畢業生；12月21日，河北大學啟動教師論文涉抄襲調查……

　　學術抄襲，無疑是違背誠信之事。盡管媒體不斷曝光，但近年來仍然屢禁不絕。

　　不只是學術抄襲。小到代人體檢、網購病假條、學歷造假，大到惡意欠債、電信詐騙、食品藥品安全，失信問題涉及人們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俗話說，人無信則不立，業無信則不興。人們向來對失信行為深惡痛絕，可在一段時間內，人們卻時常看到，洞穿底線者撈盡好處，誠實守信者反而吃虧。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認為，隨著社會進入轉型期，人們交往半徑擴大，流動性增強，傳統的熟人社會已被陌生人社會所取代，這在無形中降低了失信的成本，給失信者以可乘之機。

　　與此同時，在互聯網經濟的大潮下，信任的風險在被放大。頻發的網絡詐捐、共享單車遭損壞、民宿被安裝攝像頭、直播平臺侵犯個人隱私……2017年的諸多社會熱點事件都在揭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新業態和新科技，傳統的以道德號召和輿論譴責為主維系誠信的模式正在失靈。

　　原因很簡單，在熟人社會中，人們會顧慮周圍人的看法而約束自己的行為；而在匿名的網絡社會里，誰也不認識誰，訴諸道德給人的殺傷力微乎其微。

　　這正是誠信2.0需要解決的問題。陸杰華表示，要進一步推進誠信建設制度化，把倫理道德的柔性規范和制度法律的剛性約束結合起來，提高違法失信的社會成本，構建起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體制機制。

聯合懲戒之網越織越密

2017年9月26日，河南省澠池縣，一場“失信人投標受限”的大戲正在上演。

　　“我們公司因被錄入失信系統，無法參加某工程的招投標。”被執行人澠池縣某建筑安裝有限公司在最近的工程招投標時因失信無法參加。得知這一情況后，公司負責人主動聯系承辦法官，將全部執行款送交法院，案件得以順利執結。

　　主動還款的背后，是制度在持續發力。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出臺，第一次將對老賴進行信用懲戒的措施納入到制度中。

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聯合簽署《關于對失信被執行人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對失信被執行人提出55項懲戒措施。對失信被執行人設立金融類機構、從事民商事行為、享受優惠政策、擔任重要職務等全面進行限制，更大范圍懲戒失信被執行人。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全國法院已公布失信被執行人749萬人次，限制其中 728 萬人次購買機票，274萬人次購買動車、高鐵票，10% 以上的失信被執行人懾于威力自動履行義務。

　　聯合懲戒之網越織越密。在國家層面，國家發改委聯合60多個部門先后印發了 23 個失信聯合懲戒備忘錄，制定了 100 多項聯合獎懲措施，基本形成“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大格局。

　　在貴州，政府未按公開承諾內容履職的行為等信息將納入政務失信記錄，甚至有可能吃到“黃牌”甚至是“紅牌”；在蕪湖，投標人通過誠信評價計分，直接運用到9大類23子項信用評標中，嚴重不良行為企業將禁止參加招投標……

信用正在“變現”

　　當老賴的日子越來越難過時，守信者卻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得到“變現”的鼓勵。

　　生活在北京的曹少年發現，自己的日常生活與信用越來越緊密相關。早晨去上班，要騎個ofo，因為自己的芝麻信用分在650以上，可以免押金；出差住酒店，用芝麻信用，不僅可免交押金，還可用信用額度付款；甚至如果要租房，通過支付寶的信用租房，還可以實現“付一押零”，減免押金，按月交租……

　　曹少年打開芝麻信用的頁面發現，自己已經有73個信用服務可以使用，內容涵蓋借物、出行、金融、通信、回收等各個領域。

　　據芝麻信用總經理胡滔介紹，芝麻信用的評分體系引入用戶在互聯網上的各類消費及行為、傳統金融借貸等信息，運用云計算、深度學習等技術，對個人信用情況進行“畫像”，原本抽象的信用即被量化為直觀的分值。

　　山東省社會學學會副會長馬廣海說，要實現無信不立的理想目標，關鍵還是靠技術。“將來的某天，你做的每件事都會在網絡上留下痕跡，系統會自動記錄、匯總。失信到一定程度，早上出門，賣早點的不賣給你，得餓著肚子出門；去找工作，人家一看記錄，免談；在中國待不下去了，出國混吧，限制出境了。”

　　除了科技的助力，政策設計也正在讓守信者的紅利，看得見摸得著。日前，山東出臺實施意見明確，在行政審批過程中，對誠信典型和連續3年無不良信用記錄的行政相對人，可視情況實施“綠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務措施。

　　信用不僅是個人財富，也是企業資產。在廈門，各商業銀行將對納稅誠信企業降低準入門檻，給予利率價格優惠；在深圳，創業創新金融服務平臺依托企業信用信息，將企業融資需求與金融機構、政府部門對接……

　新的模式，新的挑戰

　　盡管聯合懲戒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但障礙仍然存在。要建立社會誠信體系，首先需要信息共享。但現實中，由于利益沖突、機制協調、人事關系等各方面原因，各個單位掌握的信用信息難以整合，形成一個個信息孤島。有的單位在上報監管信息過程中，存在主動性不強、上報數據不及時，甚至漏報、瞞報的情況。

　　以人民法院網絡查控系統為例，北京朝陽法院執行二庭副庭長李金雷說，目前該系統已經實現法院和銀行總對總的對接，但在點對點上，僅有一些地方的一些銀行沒有被納入到網絡中來。“架構已經形成，具體還需要持續推進。”

　　在執行層面，要聯合懲戒需要各個部門協同作戰。但部門割裂、單打獨斗的情況仍然存在，甚至還存在地方保護主義的情況。2014年，北京一執行法官到四川某市要求當地房管局和國土局協助查封某失信房地產公司的房產。結果當地以各種理由推諉，“后來我們知道，該企業是當地的稅收大戶，要是企業垮了，確實會對當地的經濟造成一些影響。”

　　此外，伴隨信用建設興起的新經濟，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最突出的就是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的問題。當大數據將個人的每一筆消費都記錄在案，商家盡可能地讀取個人信息以“洞察人性”時，個人的隱私就完全暴露在商家的面前。此前就有媒體報道，有用戶因為給商家差評而遭致商家惡意騷擾電話的報復。

　　信用數據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設想。無論是近幾年來層出不窮的電信詐騙，還是今年李文星之死揭示的招聘網站漏洞都是一種警示。